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没有能够掌握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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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没有能够掌握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权？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那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没有能够掌握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权？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不过是它们竞相争夺的一块

2、肥肉而已。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同它们发展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怎样虔诚地向西方国家学习，怎样热烈地向它们表示友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得

3、到它们的同情和支持。事实上，袁世凯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的。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这一观点既十分深刻，也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这个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资产阶级特别缺乏独立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手工工场主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着他们原来所从

4、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联系。这就造成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原来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的情况。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幅员非常辽阔的中央专制的大帝国，政权层次很多，封建统治特别严密，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只是几个地方反满革命小团体的联盟，不能把它当成国内资产阶级的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团体。由于思想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数拥护孙中山，并在同盟会中居领导地位，因此它设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目标。所以同盟会首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团体，它所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不能把同盟会与国内

5、资产阶级看作一回事。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密切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团体，1906年后才出现，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似乎稍稍打破了狭隘的地方性。其他如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等，都是与当地土绅联合而成的纯粹地方性团体。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统一独立的政治行动，直到1910年的国会请愿高潮才出现，但其联系还是很薄弱的。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成立宪友会，表明资产阶级政治上统一和独立的趋势又向前进了一步。但这是在清朝专制统治迅速走向瓦解，新的统治力量尚未形成的时刻出现的情况。等到清朝统治崩溃，民国建立，袁世凯做了总统，宪友会的力量很快就涣散、分裂，大部分被袁世凯

6、的势力吸引过去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连影子都不见了。革命党人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即涣散、分裂、重新组合。一个本身力量很微弱的阶级，又不能比较巩固地形成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要想掌握政权，自然是不可能的。革命党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认真发动农民，农民阶级没有在革命中得到好处。而海外华侨曾经给予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大的物质支持，但武昌起义后，多数革命党人陶醉于“革命成功”的幻象里,华侨再也不曾提供过可观的支持力量。孙中山曾希望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当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他放弃立即回国的强烈冲动，而“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从美国辗转赴欧，在列强间折冲樽俎，希图得到英美诸国外交上的

7、承认和经济上的支持。可是结果两手空空，失望而回。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早已选定了袁世凯做他们新的代理人,开始全力支持袁世凯。这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党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政权便失去了支持力量，以致根本无法对付拥有实力的袁世凯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武昌起义前和起义后，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夺取政权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认为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就已经实现，此后就要专心从事实业建设，实现民生主义，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有功成身退的思想,主张“革命军起，国民党消”；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恃功邀禄，准备升官发财，要做民国的新贵。

8、这种状况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革命党本身涣散、分裂、瓦解，不能成为吸引群众、巩固政权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革命党人急于议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了，对革命胜利后政治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样，孙中山等少数坚持革命立场的人，得不到来自同盟会内部的支持，最终无力改变过渡政府和过渡总理的被动局面，将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当然，我们不能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他们自己多年来流血牺牲、不断奋斗得来的革命果实毫不珍惜，随意掷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曾多方努力设法迫使袁世凯就范，忠于民主共和制度。1912年2月13日，即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一天，孙中山按照约定向参议

9、院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的咨文，但同时也提出了三项条件，即临时政府的首都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企图以此来制约袁世凯：第一是把首都定在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希望把袁世凯调离旧势力强大的北京，到受过革命洗礼的南方执政；第二是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要求袁世凯严加遵守，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但已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反而施展阴谋，步步进逼。最终的结果是，三个条件全都成了一纸空文。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即遭失败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宪法还是任何法律，如果立法者本身没有足以保证实行的力量,人民及其代表无从加以监督，那么当权者就不会尊重它，它就形同废纸，毫无实际意义。总之,不论是从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实际力量看，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经验看，他们的政权得而复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