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当代新时期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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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章当代新时期文学1 .名词术语概要：“天安门诗歌”运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现实主义的争论；西方现代派的讨论；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新状态”及其他新现象的争论2 .作品介绍：现代化与现代派、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心灵史3 .考点概述：(1)“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通过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入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2、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1977年底，文艺界连续召开各种座谈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在1978年初连续发表长篇文章，开始对“文革”中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上的彻底否定。同时，在“文革”中被迫解散和陷入瘫痪的文艺各领域的全国性组织一一如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和全国剧协、影协等都在1978年5月宣布正式恢复工作，1979年全国文联下层协会组织和省市地方组织全部恢复工作，标志着我国的文学事业开始走向全面复苏。(2)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78年5

3、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深入。1980年以后，文艺界开始大规模平反，包括右派作家案、“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判为毒草的作品恢复名誉。到1980年，包括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等十多个大型文学刊物和省市所属的文学月刊，纷纷创刊或恢复出版，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众多的阵地，文学界开始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对新时期文学

4、在恢复期里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现实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新时期一系列新作品引发的，一直持续到1982年。是继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之后又一次深入的并产生了重要成果和积极效应的争鸣活动。这次争论围绕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诸方面问题展开，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而逐步深入。不同的作品还引发了诸如悲剧问题、题材问题、歌颂与暴露、人性与人情，以及人道主义如何表现的问题、爱情观问题等等方面的争论。对这些作品的争论都涉及到了现实主义的核心一真实性的诸方面。这些讨论不仅为新时期文学向现实主义回归探索了道路，而且也初步理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

5、义在辨析中达成了共识，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导向。(4)西方现代派的讨论：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着眼于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叶君健、冯骥才等作家介绍撰文予以支持。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绝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他们认为，我国文坛应当有“

6、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在这场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西方现代派产生的原因、对西方现代派的价值重估等问题上。(5)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这场讨论的特点体现在具体作品的争鸣和大量的理论文章中，不仅是文学领域，也还涉及到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讨论的主题词是“异化”，即人的异化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关注，是从对“文革”十年的历史反思开始的，随后逐步演化到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全面反思。基于过去

7、政治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人的践踏情形，反思中人们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在这场讨论中，文学所受到的启示要比其参与其中的讨论显得更为重要,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命题无疑是巨大的、深刻的。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早在1979年，存在主义继荒诞派文学之后被介绍到我国，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所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在此情况下，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描写阴暗的、灰色的作品，由此形成了现实主义悲剧

8、创作的另一种形态。(6)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从1984年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呼唤确立“人”的“创造”，“对象”，“接受”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地位。他同时申明“主体性问题，包括个体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这是强化人的创见性、能动性、自主性观念”。从一般主体性构成，文学主体性内涵和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途径进行对“主体性”问题的论述，针对上述论点，陈涌在1986年4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与批评。陈文首先重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极大的影响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并强调

9、这是整个文艺形态的文化的各个部门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他认为，刘文把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割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前者，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是错误的。陆梅林、敏泽等人也著文提出了刘文“主体性”观点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总体上看，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80年代后期在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观念论争，它表明了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人”的问题的深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讨论未能深入地持续下去，但无疑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7)文学的“

10、文化寻根”思潮：从1985年初露端倪的文学“寻根”思潮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有直接联系。80年代中后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受海外华侨学者“新儒学”的影响，从文化角度为中国的发展寻找生机、出路，成为知识界所敏感的话题。文学“寻根”思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出路做出的切实努力。文学“寻根”思潮着重体现在小说创作领域。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和创作主力是一批新时期的新锐作家，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郑义、郑万隆、阿城、李杭育等人。(8) “重写文学史”：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80年代文艺观念的深刻变革而导致的。新时期以来，西方20世纪文论大量涌

11、人，各种新的文艺价值观念、概念和评判文艺的方式，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文学“向内转”的倾向以及“主体性”讨论，文学的“文化思潮”等，都推动了80年代后期的文学观念的更新转型。“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具体的批评实践。1988年，“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同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话申明了“重写”的意义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9) “新写实”思潮：是在小说领域中形成大观的文学创作思潮，在90年代的初期引起文坛普遍关注。它特指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人的创

12、作以及具有共同审美特性的作品。这一思潮的发端可以上溯到1987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己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新写实”提出了对生活的“零度介入”状态，即“以纯粹的客观对生活原始发生状态进行完满的还原”，“尽力保留生活的色蕴”强调对人物描写的“无色”性，排拒人为的“亮

13、色”或“灰色”，最后臻于创作的“一种心平气和的境界”。这种作家对生活关系的表达，实际上也表达了对过去文学观念的实践式的反叛，树立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范，即一种当前状态下的文学悲剧形态。(10) “新状态”及其他新现象的争论。1994年春天，文艺争鸣和早年大力倡导“新写实”的大型文学期刊钟山，打出了“新状态文学”的旗号。与“新写实”相比，这是先在理论上进行鼓吹、而后推出集束作品的一个文学现象。一些青年批评家，在分析了市场经济强劲背景下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创作日益商品化、读者对文学日益冷淡化的时代特点之后，认为那些固守严肃文学阵地的作家们，再不能像80年代那样写作了，而是要进入“新状态”。同时

14、也己呈现出了一种“新状态”。“新状态”的倡导者们认为，“新状态”的重要特性是告别新时期文学，进入“后新时期”。他们认为以前的文学都属于“赶潮”的“实验文学”。“新状态”文学是“写状态”的文学，写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精感的当下状态，随着讨论和争鸣的深入，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把“新状态”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阐释代码，正可以直接地用于对“后新时期”文化特征加以探索。(11)人文精神和“文化保守主义”：1994年，在上海文学推出“文化关怀小说”的同时，上海批评界提出了所谓“人文精神”的口号，针对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初期物欲高扬、

15、人心浮躁、精神被物化的现实。同时也对文化的商品化、创作中的价值漂移、作品媚俗现象等提出了尖锐批评。人文精神的话题，在1995年张承志长篇心灵史和张炜两部长篇柏慧、家族的争论、评价中得到展现。张承志、张伟发表文章，以激烈的态度对时下思想价值迷失和道德滑坡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一体，表现了一部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化的坚定信仰。有论者认为，他们是“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他们的追求，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操守”。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都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质疑者们在考察“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根源时指出，生活商品化对文化的冲击、80年代追寻西方现代派的失败和90年代对传统的重新反思是这种回归本土、返根归本思潮的来源。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骤然面对市场经济时的困惑，也表明了文学在90年代对80年代盲目追随西方的一种反弹，提出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期内人文精神重建与文学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