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天津市公务员申论模拟6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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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天津市公务员申论模拟64(总分:0.99,做题时间:150分钟)申论1.给定资料1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社会收入差距正逐渐扩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认为,现阶段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不正常的资源分配将会引发差距增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社会不和谐。他们建议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2 .政协委员瞿世镜带来了一组数据:1998年与200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2004
2、年前三个季度,城乡差距扩大到3.53倍,加上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差距更大。同时,地区差异也在增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社会贫富差距也在增加。瞿世镜委员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一部分人的“仇富”心态,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瞿世镜委员指出,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有代表认为,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必须要让社会成员享受公平的机会。政府应该做到信息公开,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
3、提高。经济学家厉无畏指出,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等导致初次分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这就需要解决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讲公平,主要是财政收入转移,着力使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成为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厉无畏指出,这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
4、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3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差距问题愈来愈引起国人的关注。同时,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在逐渐滋长。近来的一起“世纪税案”更不啻于点着了火药桶。但富人本身与贫富差距并无必然联系。对于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不平等更多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只有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
5、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4 .很多学者都认同,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L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5 .韩康说:“这种情
6、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这位当年力倡“效率优先”的学者承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支付了两大成本,一个是生态环境过度耗费,一个就是社会公平方面问题多多。现在到了要为这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了,否则将难以持续协调的增长、发展。“社会公平”方面积累的许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解决,而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由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上来。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而提出
7、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6 .“穷人经济学”最近常被提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7 .近年来,一些机构和媒体热衷于搞“富人榜”、“名人榜”,成了“富人理论”的推销者、吹捧者,甚至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似乎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就靠这些富人、名人。当人们呼吁先富者帮困时,不能杀富济贫”的声音就出来了。“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许多国家的
8、富人募捐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现在,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8 .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角度上说的。不言而喻,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
9、人类发展报告2005,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9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说,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实现的数字,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
10、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0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吴忠民在最新一期的噫望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应通过税收、反垄断经营等措施对高收入群体进行限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
11、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11 .樊纲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导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消除特权、腐败、垄断、欺诈等等。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权谋私(腐败,包括过渡性腐败和因民主与法治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性腐败)、政府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源的“资源税”或地租收益(国企之间分配不公)、户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权,以及在经济发展、体制转轨初期由于新体制还不健
12、全而产生的由欺诈、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等行为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在中国社会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许多人首先就去讨论腐败之类的问题,实际说明人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机会不平等的“不公平”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机会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以樊纲认为,简单的从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决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对症下药。忽视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过早地将一个经济增长的社会变成一个再分配的社会,社会就会停滞。12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最近对全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9.3%,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13、的增速。但在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反差日显突出。在这项对12.5万人做的调查中,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着相当于42.4%的财富。13 .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垄断行业的收入就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新兴行业收入高于传统行业。1
14、995年,金融保险行业的一个高中文化程度职工,平均年收入8059元,而同时期工业企业中的大学本科学历职工,平均年收入仅7329元。有关政策造成或扩大了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造成沿海经济发展快、职工工资增长快,便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止匕外,某些人通过走私漏税等不合法的收入发财致富,等等。近年在新经济大背景下,产业之间的收入距离越来越明显。据调查,1999年与1990年相比,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职工的收入增幅最高,达到486%和435%。1999年最高的三行业职工已变为科技、房地产、金融保险。14 .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378亿元。仅1999年
15、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全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金额19.69亿元,涉及全国667个城市和1638个县。15 .我国城乡差距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0年为2.79:1,2
16、001年扩大到2.9:1。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
17、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16 .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接受采访时,对外界颇为关注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作了乐观的评价。邱晓华说:“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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