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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篇）关于对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党课辅导报告篇一，共七篇党课：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重大原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冲破“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充分证明“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人民是推进改革的强大力量。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70多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委会议，各方面推出2多个改革方案，涵盖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坚持改革为了人民；尊重人民群众推动改革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坚持改革依靠人民；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结合点、发力点，坚持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三、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和创新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正”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内在规定和质的要求，“新”可以理解为新的理论认识和创造性实践探索。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守好这些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锚定总目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既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又要有敢创新、勇攻坚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鲜明特征。我们推进改革，从来都是破立并举，不仅要出实招解决问题，更要把治理经验转化为可以施之长远的制度。同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推动改革更应树立制度意识，用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擅于及时把改革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加快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筑牢根本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四梁八柱”中的“主梁”和“顶梁柱”作用；完善基本制度，不断拓展这一领域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要创新重要制度，推动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五、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伴而生。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的推动，改革的深化也必然要求法治的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要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努力做到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向前一步，法治就要跟进一步，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需要及时依据法定程序修改或废止。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善于及时总结改革经验，梳理分析相关制度与规则运行的实际情况，把改革中形成的有益经验上升为制度和法律，推动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为后期改革实践提供依据，引领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六、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以整体性思维加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正因为我们灵活运用正确的改革方法，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势如破竹、一路前行。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坚持好、运用好系统观念，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一体谋划各领域改革任务；突出重点突破，强化改革引领作用，从制约高质量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入手，合理安排改革的主次关系、先后顺序、推进节奏、出台时机；注重改革实效，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鼓励支持地方基层解放思想，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创新，推动成功经验及时复制推广、巩固提升。篇二党课讲稿：党史上的三中全会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备受瞩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之际，正确认识党史上的三中全会，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改革开放之前的三中全会自1921年党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举行了11次，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了4次。党的一大至五大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应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除因“文革”而未能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外，其余三中全会均按期召开。改革开放之前召开的4次三中全会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6日至9日）、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全党的统治；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等文件，力图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正式复出。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中全会伴随党的各项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并得到严格贯彻执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已如期召开了10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自此，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从计划价格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至30日）承担起探路任务。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等。经过治理整顿，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据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部署。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保持农业农村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总结农村改革20年的成就和经验也很有必要。因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方针。进入21世纪，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但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实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规划和部署，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之三农问题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日至120）再次聚焦农村改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等，为推进科学发展夯实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新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再次聚焦改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推出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新时代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存在不适应的状况。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2018年2月26日至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旨在通过机构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2022年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在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完成人事安排和推进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年7月15日至18日）隆重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次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意义非凡的三中全会。三、三中全会的特点如上所述，党史上的14次三中全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0次三中全会，一棒接一棒，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节点。虽然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以及作出的重大决策各不相同，但个性中包含有共性。三中全会往往体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是在人事安排和机构改革后，搭起袖子加油干的誓师大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可以说，“改革（开放）”“制度”“经济（发展）”，是其共同的关键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何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唯有改革。二十届三中全会乘势而上，聚焦改革，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历次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越来越重。改革越是不断深化，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就越多，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就越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就越强，相应的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就越重。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这一主线，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睑的继承、发展和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的历次三中全会皆围绕经济发展做改革文章。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系列重大改革决策都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篇三党课：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是坚实支撑，数字经济是重要驱动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等重要任务并作出周密部署，既为持续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尽快破题起势、释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动能提出新任务、展现新期待。一、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正当其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技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深度广泛应用，已成为重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抢占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的关键路径，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选择。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等任务正在向纵深推进，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日急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数字经济是极具强劲动能、创新活力的经济形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既有利于以数字技术应用为突破口，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突破解决技术“卡脖子”等现实问题，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又有利于促进市场需求融合叠加，拓展市场边界，做大市场规模，释放新的有效需求，为畅通供需循环创造良好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技术正在全面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速，数字产业化进程持续加快，产业和数字融合释放的发展动能，已经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就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各个产业部门，通过数据赋能、数智协同、技术创新等加快实现生产方式升级、管理模式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并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形成，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加高效、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加壮大、支柱产业更具规模。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解决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问题，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能够在有力地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本盘的同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普惠性优势，打破产业、行业、地域等限制，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助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既可以释放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共生共享共赢红利，降低教育、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成本，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也能够丰富产品供给，提高供给的适配性，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生活需求。二、找准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着力点从全球范围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领先位置，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有基础、有条件，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必须在准确把握实体经济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立足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规律进行统筹部署，尽快形成新的有效突破。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参与国际竞争、开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本盘。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是涉及产业发展方式、企业生产形态、商业运行模式等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应强化顶层设计和全盘布局，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从单一行业、单一领域、单一环节扩展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各个方面，促进各领域、各环节协同互动。紧密结合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实际特点，因地制宜提供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改造方案，帮助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中体现个性化需求。大力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探索“先使用后付费''等经营模式，鼓励中小企业使用云存储、云安全等应用服务，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生产线。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以物联网技术赋能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物流体系，加快推动物流高速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透明化进程，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支持数字产业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源泉，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应聚焦数字产业发展前沿领域，大力培育壮大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鼓励数字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具备条件的行业和企业共同探索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加大对共性开发平台、开源社区、共性解决方案、基础软硬件的支持力度，支持数字领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鼓励企业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材料、人形机器人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力争在未来产业领域发展上形成新优势、新动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攻关。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是关键，而有关核心技术仍是当前融合发展的重要短板，这也是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集成电路、半导体、高精度传感器、核心电子元器件等关键技术领域，优化科技创新力量、要素、人才等资源配备，集中力量推动“卡脖子”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加强高端数字化人才培养，推动高等院校开设数字化技术相关的复合型专业，加强科研人员培养和劳动者技能培训，打造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联合体，形成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优化薪酬分配体系，激励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三、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合的基础性制度有效的体制机制，是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应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既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和监管体制，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适应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需要，统筹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等作用，强化政策协调发力，共同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加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改造等领域的资源倾斜支持，为转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实施好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的各项政策措施，将企业数字化改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等作为重点支持领域，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提高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比例，支持企业和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审批程序，支持社会资本投资数字改造、数字产业等项目建设。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建设的基石。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推动数据要素标准化建设，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政务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数据管理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前瞻性布局谋划数字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数据中心、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的网络空间。充分发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优势，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研发适合我国产业特点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基础软件和应用，支持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以及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而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健全完善的制度保证，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则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其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而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同样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安全的交联点，总体而论，这些都统合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指引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任务要求之中。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应同步推进、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苦的努力，也需要守正创新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唯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安全逻辑，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篇上党课：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根本的动力机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马克思指出，“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即主体的文明实践一定要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决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必然要求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产业政策等，从而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设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概言之，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理论层面讲，根本在于生产关系既可能成为新技术革命产生和生产力发展的"催生婆''和"加速器”，也可能成为“桎梏”和“抑制器”。当原有的生产关系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就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从实践层面讲，我国正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从而取得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创新驱动动能强劲，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稳健的成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新质生产力之“新”也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之“新”，二者不可剥离。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形成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一跃升的过程必然是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但新型生产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形成过程只能通过体制机制变革进行调整和优化,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形成发展、保护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此必须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启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方式就是不断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走向完善，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摒弃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不断完善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立，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通过改革的方式调整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特别是要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实现突破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让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也要求我们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决定对此作出了重要论述，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尤其是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通过以上举措，推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指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经济体制改革要牵引带动和协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注重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偶合性，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这就要求强化各领域改革联动和集成，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各层面和层级的联动性改革以及主体框架之外的各项具体改革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的配合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促进度、在改革成效上的互补度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这样才能使各项改革同频共振，破除一切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三、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发展与稳定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核心任务,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进步、生活水平提升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又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核心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的制度环境带来的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生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除了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形成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此，决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中提出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中强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体制环境的优化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至关重要，这就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行为，明确各自权责，让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策承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方面加大力度，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要相互协调、相互统一，融汇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遒路之中，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国家治理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价值取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要把国家治理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内在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要为深化国家治理创造空间和提供支撑，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国家治理才能顺利推进。具体而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求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一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补充，通过有效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使生产要素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有为政府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管、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既要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又要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二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同步推进，使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平、增长和需求之间相协调，“做蛋糕”是前提和基础，“分蛋糕”是目标和愿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自由活力与良好秩序动态平衡，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同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等，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四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支撑,同时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文化条件、舆论力量和社会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