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清本《尉缭子》书目提要.docx

子藏清本尉缭子书目提要七书颁行以来，至清季，尉缭子一书的校注工作在前人尤其是明人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校注、校勘和版刻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故在版刻史上不可忽视其功。20世纪前尉缭子的研究在清季趋于全盛，清人对尉缭子的校勘在数量和质量上仅次于明代，于尉缭兵学之复兴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拟对清代尉缭子著作的特点、版本和主要内容等方面勾稽提要，以备相关研究之需。七书；尉缭子：版刻；校勘；提要清季兵书研究之兴衰与清历代统治者的政策息息相关，大体呈现出从发展到低潮再到复兴的整体趋势，其阶段化特点为在清前期是以康熙皇帝为首的重视、提倡兵书时期，清中期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禁毁兵书时期，清后期咸丰以后的逐渐弛禁时期。兵书研究在清初的快速发展与皇帝的重视密不可分，康熙曾亲统大军、经历军务部多，故重武事；太皇太后也多以祖制晓谕康熙，“予虽在宫壶，太宗行政，亦略知之。彼时开创，甚重骑射”541,故帝尝屡下上谕，以方时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应当安不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1542；八旗入关后贵族之中尚存先祖尚武遗风，议政王大臣等议覆礼部疏言：“朝廷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懈弛。今值用武之际，若令八旗子弟，仍与汉人一体考试，必偏尚读书，有误训练。见今已将每佐领下子弟一名，准在监肄业。”2由于康熙时期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产生了较多的有关尉缭子著作，占据了清李尉缭子著作总数的绝大部分，代表人物有蒋先庚、彭继耀、汪式玉、丁洪章和谢重纶等。乾隆时期，开始了清代大规模的禁毁兵书行动，其禁毁之兵书又以明人著述为多。武备志于乾隆四十年（1775）禁毁；乾隆年间，此书被列入军机处第八次奏进全毁书目，且书之批词云："查战守全书所论用兵事宜，大都纸上空谈，其守部中有狂悖字句，应请销毁."3百将兵法列入乾隆年间军机处第十次奏进全毁书目内；百将策题乾隆四卜三年（1778）禁毁；北征纪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禁毁；北征录北征诗乾隆四十五年（1780）禁毁；边防书为明万历年间奏疏，因“诸涉边事，内多有违碍”，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禁毁；边略乾隆四十四年禁毁。其他涉及兵事禁毁诸书还有边塞考边事小纪边垣图迹记边政纪略兵曹条议兵机选要兵镜备考兵略兵略纂闻兵戎类典东夷考略古今兵鉴武库纂略九边图说九边图说等。今考禁毁诸兵书，多在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其时矫枉过正，文武虽"殊途”，但须知过犹不及，连一些文臣都看不下去。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库书成，四库提要有云，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4。兵家在诸子中首次排名第二仅次于儒家，亦未尝不是四库馆臣拔高兵家地位，对统治者禁毁兵书的委婉建议。清后期，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统治阶级被动地更张改弦其旧政策，有识之士主动从传统兵书中寻求救国图强之道，就尉缭子相关研究而言以孙怡让最有代表性。从弛禁兵书到学习西洋兵法到建立武备学堂再到编练新军，凡此朝野种种举措，为探索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时期对传统兵书的研究如昙花一现，就将目光转投到效仿西方军事的上面去了。但不能忽略的是，清后期传统刻印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方新式印刷机器的传入，使得尉缭子得以刻印并广泛传播。一、尉缭子一卷（清）蒋先庚彭继耀集注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蒋先庚，字震青，号畏庵。清初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与彭继耀、蒋台梅等合注有增补武经集注大全范志新曾考蒋先庚实是由明入清之人5。综录（卷六）著录云：“蒋先庚，字震青，句容县人。万历举人。"6则事有可疑。今按：万历末科乡试在四十六年戊午（1618）,距蒋撰文选序之康熙二卜四年（1685）,长达六十七年。若以蒋氏十七岁中乡试，则彼时为八十五岁。虽不能必言其无有，但究属可疑。核之乾隆修、光绪重修之句容县志,亦不见载于“选举表”，不知综录何所据云然。当然，由于纲鉴被抽毁，其名或不容于方志，也是有可能的。石渠阁本扉页栏上有“校订宋本"，亦为诳语，其出于吴勉学本，斯波氏考订甚详，固不待赘言也。彭继耀，字孺熙，清初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与谈飞鸣合撰武经七书醒宗，又与蒋先庚、蒋台楫合辑有增补武经集注大全。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六卷清代前期军事史彭继耀次于尤大臣后、邓廷罗前。邓廷罗曾于康熙二年（1663）接替钱震朗任漳州府知府一职，康熙三年（1664）由王得善接任。一题武经大全纂序集武经集注大全，清初武经注本，共7卷，其中尉缭子1卷，为原抄本第5卷。彭继耀、蒋先庚集注，康熙七年（1668）五芝园刊本。是书为全篇完本，总为24篇，篇名及序次与宋本同，有校勘原文之价值。原抄本书前有彭继耀序文，以及蒋先庚弁言。首题分上下栏。上栏为“玉芝园秘擦乡会两闱标题主意”，与武经七书醒宗之“大小论策标题全旨”大同小异。上栏主要内容以正文中词句为题，与下栏正文相呼应，以较为通俗语言解述其主意，顶格书写，注释较下栏为详，分为要提、所重、所指、全要和制字之义等。后如遇有复杂及重要之题，后更辄以小字复注其后，降一格书写。上栏注释重在字词，其间多引古之事例，几为注者一己之见不引他说。下栏录有尉缭子24篇原文，以双行夹注，无句读及圈点。每章篇名下均有双行夹注以为注释，或为章名之解释，或为章内所谈之总论。其注多为章内杂与正文夹注，亦有总注于章末者。其注较明人更详，通俗易懂，且注者并未以儡释兵，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就事论事，将武事归于"纯粹"。全书各章文字体例、风格不同，可见非一人一时所抄写。该书对于尉缭争议颇多的作者年世及成书年代问题和兵杂之争的问题未作讨论，但对于明人批评较多的兵令下之“杀士卒”杀字之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下栏认为所诛杀者乃吾之士卒，其注解仅抒文意，不持褒贬之意。相较于下栏，上栏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其“善用兵者威加海内"题后注释首先就对尉缭进行了批评，指出其主严刑说，认为尉缭之所以如是言乃因其睹兵威之不振，欲矫一时之弊。其后更以信陵救赵、撰苴诛庄贾和魏绛传扬干事诘贬之。然此书进步先进之处在于，遇争议及未定之处，并数说辄列之。如此处虽然前有贬斥尉缭之语，但其后小注又推翻前论为尉缭分说。将诸说全列于此任读者自由评说，不为己甚，此例垂范足为后人训。此外，该抄本中改正讹误之处多见于书中，即删改原字改正于旁，所改无误，则可知读书之精细，治撰兵书之用力。二、尉缭子一卷（清）汪式玉编清康熙十年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林嗣环，字紫海，说字铁崖，号起八，福建晋江（今福建泉州安溪县）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生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科举人，清顺治六年（1649年）已丑科进士，授太中大夫，后调任广东琼州府先宪兼提督学政。后因事谪戍边疆，遇赦放还，客死武林。博学善文，有铁崖文集海渔编岭南纪略荔枝话湖舫存稿秋声诗等。钱登峰，字泰观，湖北西陵人，i说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已未科进士7c增补武经集注大全共7卷，其中尉缭子I卷，为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照十年（1671）还读斋刊本，又日本元禄年间刊本。以蒋先庚、彭继耀武经大全纂序集注为底本，略加修订而成。上栏称“还读斋秘做乡会两闱标题主意"，下栏为"增补集注"，次于原书第五卷，第卷前有影孺熙原序，以及康熙十年钱泰观的新序。是书为完本全篇，章名及序次与宋本同，有校勘原文之价值。尉缭子卷首题有“晋江林嗣环紫海、西陵钱登峰泰观仝阅”语。其下栏无句读、圈点及旁注，以双行夹注，注几与武经大全纂序集注下栏所注同，如各章名下篇旨全仿彭孺熙本。上栏对彭孺熙本进行了删减，虽大旨仿此，且对注题之名进行了修改，也有其自所增添之注。与影本不同的是，是书偶引他说为注，如战威章引有邓伯凌语。三、尉缭子全解一卷（清）丁洪章辑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丁洪章，字南翔，江苏丹阳（今镇江）人，生卒不详。著有武经七书全解，是清初武闱尉缭子中较好的版本之一，又有增补武经七书策题全解，另有策论翼文初集二集和三集等。邓总，字虞白，清初江苏丹阳（今镇江）人。参与校订丁洪章辑注之武经七书全解和增补武经七书策题全解0是书为完本全篇，原次于武经七书全解第五卷，有校勘原文之价值。卷首前有"尉子有二十四目，五卷”之语，有目录，章名及序次与宋本同。分上下栏，注释体例似武经大全纂序集注和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亦分上下栏，下栏首题"丹阳丁洪章南翔氏辑著、邓箝虞白氏较订"，上栏为"赐书堂武经大小标题详解论法"，其格式看似与武经七书醒宗之“大小论策标题全旨”和武经大全纂序集注“玉芝园秘擦乡会两闱标题主意"大同小异，但于内容上是书实有新创。其谈"读书作文论"，先引朱雄古所言作论之法为切点，其间或以古今策论之法责今以为警醒，或以八股城中行船之喻讽之，认为作文当有骨格、有气势、错综散行、明畅简直，力求拔去病根、益人智谋。其后上栏各题，亦为正文中之重点词组，注解分为题解和论法，是以其后之论，皆以“读书作文论”为指导思想，力求通俗不必文采，事功应试之心跃然纸上，其"粗鄙"之言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实则更有利于该书的流通传播。论法之发实为新创，皆并有句读及圈点。解题之论，重在解释文意，以通俗之言释文章行书之语；而论法作文，相较解题堪称粗鄙，引申发散更为浅显使人易懂明晓，多以当时出题惯例来分析题目，教人作答，更能从论法中还原当时武闱出题情况，如其论法有言，七书题向来截去头尾，出题便不究发问之意等。以今言概之，即分析重点难点知识点，破类押题。下栏正文及注皆有句读及圈点，其注于诸清本为最详，有旁注有夹注，以双行夹注某字音、声，旁注分为节旨、注、疏、参订和考证无类。节旨者，顾名思义，即章旨也，是为i章节或某段之主旨，较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和武经大全纂序集注本更为详细深刻。注者，是对尉缭子正文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此书下栏之注多为解释字词所用。硫者，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硫、正义、疏义等，此书下栏之疏不仅对前注有所注解，更对节旨也进行注解，疏较节旨和注更为详尽。参订，当为邓瑁所言，是对注、疏之外的引申和修订，其旨意虽与注、疏相同，但以为补阙，较之更为深刻，所论更为明白。考证者，多引古事以证今言。丁、邓二人继明人余绪，是清人中首先对尉子年世及兵杂归属问题进行探讨的学者，他们认为时所传尉缭子当为原汉志杂家书，称"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其余无论。他们根据首章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推测尉子为战国时魏人。其余所论则全仿归有光和文彩孟说，详见诸子汇函本提要。此外，对于尉子“杀士卒”之论，丁、郑二人的分歧在书中也能找到线索。兵令下上栏“善用兵者威加海内"之题，题解与武经大全纂序集注和增补武经集注大全大同小异，但其论法所言既不同于李、彭的褒贬并存之论，也不同于林、钱的贬斥否定之论，虽然丁洪章试图为尉子开脱，"尉缭当日言之者必有所为"，但其观点依然是“贬尉”之论。细读该书，可见邓氏之见藏于其中，制谈篇邓瑁“参订”言“观尉缭诛一人无失刑句，则知尉君之杀，杀必当杀，非轻杀屈杀也工值得注意的是，由以上可知，三书皆为清初武闱名书，当能代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所行的主流观点。由其中对尉子“杀士卒”之言贬斥的立论，以及反映出的为尉子开脱、推测的弱语，可见当时通行的主流观点还是批评居多，但针对“杀士卒"一句意义的释义尚存争议。四、尉缭子全题讲义通考一卷（清）谢重纶撰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谢重纶，字子彝，清初浙江钱塘人。撰有武经全题讲义通考，谢永锡等参校，共7卷，其中尉缭子1卷，序次为原书第5卷，现存清康熙间德庆堂刻本。作者在康熙二十九年（1681）的“自序约言”里说：“余从事韬铃历有年矣，止以数奇未获见售。然亦不敢自弃，常于试竣后，更为用意研摩，反复讨论，以故七子之书得窥前人奥旨；问又旁引六经，参以诸史证以时解，为之条分缕析，融会贯通，不使割裂琐碎。务在语语归宗，题无剩义。”本书实如其序中所说言，"集中止摘可出之句讲解”并引史籍加以印证。其子谢永锡，字载时，参与其书之校刊。是书为完本全篇，章名及序次与宋本同。如清初武闱书籍一般亦分以上下栏。下栏白文，十行十五字，有句读无圈点，有校勘原文之价值。上栏首题“武经全题讲义通考卷五”，虽然其首先对尉缭年世进行了说明，但其言全仿明人说而未作判断和说明，全无己见，“尉姓缭名，魏人。鬼谷子高弟，隐于夷山，应惠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以为尉缭乃尉姓缭名，为鬼谷之弟子，隐于夷山，此史不书亦不可考，不知其何所闻。其言"因惠王聘"，似认为尉缭时代乃魏惠王时；而“召陈兵法二十四篇”所述则忽略了汉志兵形势尉缭三十一篇和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的篇数问题，不知是否认为是书是不同于汉志兵杂两家的第三种尉缭子。此说表明谢氏承认并继续了明代的主流观点，与赵光裕新刻注释标题尉缭子正义、陈仁锡尉缭子奇赏、陈玖学评注尉缭子兵略、黄献臣尉缭子开宗、归有光和文震孟之诸子汇函本等说同。其后上栏依下栏正文之次序分列重要文句为题并加以说明，其题大体不出武经大全纂序集注增补武经集注大全和武经七书全解三书上栏所列之题，题后旁注亦以三书之说为基础，不引他说，间有发挥，但其注相较三书为略。与以上三本相同的是，其卒章对于时人争议颇多的尉缭杀士卒之论也有涉及，虽然谢氏并未标明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但从其题"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即可窥其本意，由此可见，谢氏虽然认为此处杀字为诛杀之意，但并不认为是尉子行惨刻之事，相反他认为这只是将领立威于士卒的首段而已，由此天下望我节制之严而不敢进犯。他还指出，兵家之胜，尤在大将能立其军威，于此殊途同归。五、尉缭子札送(清)孙怡让撰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氏刊札逐本孙怡让(1848-1908),字仲容，又名德涵，字仲容，别号籀底，瑞安(今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五赴会试不中。光绪十二年(1886)官刑部主事，旋归不复出，专攻学术。中国晚清经学大师、爱国主义者和著名教育家，与俞施、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章太炎称他“三百年绝等双"。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和朱芳圃孙怡让年谱。书前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俞槌序，称其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目录后有光绪十九年(1893)孙氏自序，言此书间依卢文诏群书拾补例，附识旧本异文，以备甄考。此书乃怡让三十余年研读校勘古书心得之作，光绪十九年撰成。全书所校典籍，自秦、汉至齐、梁，凡七十八种，订正讹误衍脱千余条。所校典籍次第，以四部之序列略之，卷一、卷二为经，卷三为史，卷四至卷十一为子，卷十二为集。尉缭子札遑次于札十，为孙氏据日本庆长刊本施氏七书讲义为底本撰成，不录原文，止有斛校讹误四篇计有五条，凡字词讹误四处，施氏注解一处。孙氏之校勘，重形兼音义，自语意而至全句之贯通再及上下句文之义，先人之言前人之书皆其校勘之所据，考征文献，语必有证乃其一大特点。其五处蝌证即征引文献及注解五部，如黑子礼记淮南子史记集解施氏讲义。明代学者重研尉子之古今成败得失，清人功利衷于武闱试举，少有勘证尉缭子文字讹误者。是书自东汉以后至于隋唐，多变换于杂家兵家之间，兼之唐宋类书多有尉缭子引文不见于今本者，可知元丰间书成前必有一番删减。且银雀山汉简本出土后，以及清代自日本重获尉缭子治要后，三相互称，则可知简本文字与唐本为近，宋本文字表述类于后世习语颇不似唐本淳厚，故校勘文献与追寻古本之文字亦亟引起重视。故孙氏开拓新径，可为后学师法。六、尉缭子汇解一卷(清)朱墉辑清光绪三年(1877)广东古经阁刊重刊武经七书汇解本值得一提的是，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当为清代七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尉缭子注本。他极其推崇尉缭，认为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8。清初影响较大的武经注本，8卷，其中尉缭子1卷。朱墉辑注，朱之翰、朱圻鉴订。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怔山园刊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墉自序刊本；光绪二年(1876)国英据康熙三十九年刊本重订，广东古经阁刊本，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年(1894)北京刊本。此书广采各家注文，综汇而成，卷首开列之，征引书目，多达91种。其内容与孙子注文关系密切者包括两类：一是曹操、杜牧、李筌等历代著名注家之说，二是明代和清初的各种武阉注本之解。辑者个人发挥之语不多，所选各家注文亦欠精允，且缺乏条理。但其汇辑材料丰富，中有原书已佚者，较有史料价值，该书曾获武闱试子的欢迎，后多有效仿者。重刊武经七书汇解。清代武经注本。共9卷，其中孙子1卷。朱墉原辑，国英增订，清光：绪二年(1876)广东古经阁刊本，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保持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原书格局，其原辑之文字亦无删节，而以“国英日”的形式增其新注。新注旨在辨王霸、仁诈，常以王道的标准来解糅和批评孙子。其论"得算"多少时说，“王者以德胜，以仁义胜，而霸者以诬诈胜，以术力胜，得算员多，终不可恃”等即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廷诏谕武科改以孙子吴子和司马法试武学，故今观武闱诸尉缭子书皆在四十八年前。且此定制后，尉缭子因不为武闱所考，故其研究于此后少有寸进。清诸刻本也有其特色。有请一代，辄将尉缭子作为七书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并没有单独对其研究的专著。其次，清廷武闱只要求武学生能默写原文，并不要求深刻理解，所以此时兵书之研究大多力求通俗，并未如明本那样以为古今成败之鉴。此外，其中杰出优秀之作多出自由明入清之人之手，权可视作为明人兵书研究之延续。1中华书局.清实录:第4删M.北京:中华书局,1987.2王云五.清朝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5307.3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26.4永培,纪孙主编.周仁,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510.5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72.6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26.7阮元,杨秉初,辑以勇,整理.两浙情轩录:第1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083.8朱墉辑.武经七书汇解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217.